时间：2017-11-07 20:10:16 来源：作者：点击：
一是不像先秦起有那般众多华美的实物展示，许多地方用文字图片展板取而代之，一句”经济中心南移政治中心北移“道尽了关中地区至今的历史颓势；
二则同行的小伙伴等游客也许是因为前述的原因，至此也往往意兴阑珊加快步伐，全无之前汉唐区域里熙熙攘攘的景象。
而今天咸阳的故事，要从这里讲起。
公元904年，军阀朱温挟唐帝东迁，不久后以禅让的形式取而代之。至此，关中不复长期以来作为京畿之地的地位，并合并了在人文地理上接近于巴蜀的陕南与类似于晋蒙的陕北，开始了作为西北内陆普通省份的历史，长安自此逐渐演变为西安。
从明清直到民国时期，西安府一直作为陕西的省会，同时管辖着周围区域。
建国后，沿袭革命年代”城市工作与农村工作二分“的思路，西安作为直辖市兼陕西省会，被剥离了管理周围县域的职责。当时无今天”地级市“的概念（宪法中无这一级行政区划），陕西省政府派出行政专署对这一地区进行管辖，驻扎在咸阳县城。
进入80年代后伴随社会经济发展，在全国范围内有了地市合并的浪潮，咸阳正式在此时独立建市，作为实体上的概念与西安分离。也就是说，今天咸阳和西安的市区一带，并在行政管辖上分裂并衍变为对等的局面，只是数十年间政策调整带来的结果罢了。
如果把今日咸阳的概念做一个务实的溯源，可能真的就这么简单。
但当下对于西咸一体化此起彼伏的反对声音，更多的与所谓的历史之“荣耀”纠葛在了一起：
他们选择倒置因果进行论述，声称今日的咸阳作为一座古城理应并已然成为秦这一第一封建王朝的历史符号，今日行政区划的合并之举是开历史的倒车。
“咸阳”是一座古都，但不是一座具有历史感的城市。
特别是对于今天的咸阳来说，了无建筑遗存，各类遗址说白了就是废墟，难言对城市韵味的提升；考古学层面上的显赫是没法真正成为旅游乃至大众文化意义上的古都的，更别谈作为城市发展过程中记忆传承的自然产物（例如东部在近代同样影响着整个国家历史进程的名城）。
所以讲句酸些的话，“傍上”西安，去融入到整个中华文明前期的历史叙事中，而非固守“千古第一帝都”这一值得商榷的概念，才是咸阳整合塑造城市形象的唯一途径。
初到大学自我介绍时，我的同学们可能会搞不清贵阳和贵州的关系，但他一定知道咸阳在陕西，是秦朝的符号，是《大秦帝国》到《芈月传》诸多文化IP的出处。
与其去逐个考究当年秦都城的遗址有多少落在今天咸阳行政区划的范围里，不如思考当下咸阳的概念与作为历史地理概念中的咸阳的关联，以及今天的咸阳能在多大程度上承载昔日的辉煌。
西安尚且历经了近古以来的没落，作为一个更细化的概念的“咸阳”，又能是怎样一番光景？
▲西安鸟瞰图/图片来自华商论坛
同样，在「贞观」之前的文章里也不胜列举，今天秦人的自我想象和周遭人们的认识已经有极大的不同：
我们习惯性地从历史讲起仿佛我们仍处于这个国家话语体系的中心，但事实上不过是被当做西北苦寒之地里一个相对富庶的地方。
在对外宣传层面，可能真的需要抱团实现一体化谋求更大的效果；
当下学界论述中国经济发展成就时，经常使用周显坤先生提出的“地方政府竞争”这一理论模型。“地方政府竞争”是指一个国家内部不同行政区域的地方政府，为提供公共物品、吸引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而在投资环境、法律制度、政府效率等方面开展的跨区域竞争。
在过去的二十年间，咸阳乃至西安仍处于工业化阶段，经济的增长有赖于以制造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的发展（这也恰恰是西安近些年一直在补齐的自身发展短板）。
▲咸阳七厂十字/图片来自华商报
在这样的情况下，西咸之间存在着大量的竞争。在这样的竞争中，行政级别和价格一样，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甚至会通过省级统筹省会与其他城市错位发展。在传统制造业为代表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诸如投资立项，税收优惠，土地征用等众多事项的审批权是为省级政府所有的。
在这样的模式之下，不仅仅是人们所熟知的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带来的高新科技和人力资源优势，行政级别高的城市（西安是副省级城市，其市委书记兼任省委常委）实际上在财政补贴，基础设施配套，优惠政策争取方面有着对企业巨大的吸引力，咸阳甚至可能因此出现“灯下黑”的局面，另起炉灶的结局往往是人口产业被吸引走。
但同时，在上级政府的“制度性分权”，把经济增长目标分发的体系下，咸阳和西安（乃至西安的各个开发区之间都有着极大的自主权），存在着地理位置的毗邻使得双方在招商引资方面存在竞争乃至恶性布局。
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是位于大西安新轴线上方的咸阳东郊化工区，透过CBD玻璃幕墙望见河对岸旁边黑压压一片烟囱——画面太美不敢想象，那帮金融民工和码农再看见自己也怕是很难选择在那里就业。即使在这个项目投产之初，也恰是位于西安市区的上风上水方向，而避开了咸阳市区的环保禁区。
不过在当下经济增长放缓大背景下，地方政府竞争模型这一理论的张力也越来越大，处于的发展阶段要求当下地方政府减少无序竞争。
参照同处西部的成都，也是当下追赶超越的目标，在80年代整体合并了紧邻的温江地区，由一绝对核心城市引领整个省的发展，而这可能也是当下西部省份所必须走上的方向。
很多高附加值行业的集聚不是按朴素的想象和经济总量成线性关系，例如于我自己而言，一线城市的法律服务市场占全国份额超六成，而经济与人口的比例显然没有到这么悬殊。
这样的情形下，我的同学们如果想回到家乡就期冀于西安的集聚效应越强越好，在制造业的跨越发展下衍生出法律服务的需求，而不是满撒网的工业布局在各个角落。至于所谓行政区划带来的乡愁，恕我直言，无关痛痒。
也许，我们真正想留住的，不是那秦宫章台汉家陵阙下的帝国，而是几十年间行政区划塑造的共同记忆——一个“想象中的共同体”。
在这个共同体中，有着行政级别决定资源配置的话语体系，因而咸阳拥有礼泉兴平彬县旬邑所向往的医疗教育配套，是周边县区获得进一步公共服务的中心——而非与长安临潼阎良高陵一道成为大西安核心区的外围功能组团，纵使体量再大仍处于边缘地位。
但我们还记得行政区划的根本目的与初心是什么吗？是要用最小的管理成本，收获最大的经济社会效益。
当然，一个制度的建立总会带来一批既得利益者的存在——这个词在这里不涉及价值评判，因为在当下的社会中没有谁的利益会不和体制有着千丝万缕的纠葛。
但同时我们还应有对制度自我调整能力的认知，以及在当下这个剧变的时代里，在整个国家政治生态的重塑和人工智能给社会运行管理带来的革命性挑战与机遇面前，那些因独立设市带来的利益，也许真的会被历史的潮流所裹挟，不知流向何方。
旧制度在褪去，在把一个又一个人深深地抛回给他自己。在历史的逻辑下，咸阳不是咸阳，西安不是西安，在发展的逻辑下，西咸才是长安。
作者：年年
一位负笈帝都的故都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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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新浪微博：@贞观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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